她的中文比上海时候好多了。她没有刻意地去训练自己的口音，所以听起来还是有些别扭。我想她大概也明白，不论怎样，她的外表已经告诉给旁人她的身份了。
“邱先生，没想到在这里碰见你。我甚至不知道你来了香港。”
我回给她一个笑容，客套着：“公事而已，办完就会离开。怎么，还习惯吗？”
“很是习惯！我想我还交到了朋友。”她的笑容变了，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她的笑容吐露出一种真正的喜悦。
“是吗？那真的很好，祝贺你。”我怕对话再延长下去，我不能继续耽搁了。
可是她仍旧直视着我，脸上的笑容在告诉我，她需要我的全部注意。我想她大概只二十岁，这个笑容让我觉得有些过了。我想起当初在上海，她也主动找我说过话，虽然我当时极力地想从谈话中抽身出来，免得言多必失，但她好像一直都是随意的态度，面对我的谨慎，她更像是大胆地试探着。
“很快会回北平去吗？”她睁大了眼睛看着我，仿佛在暗示着我说出一个时间一个地点。我只能假装听不懂。为了掩饰我的拘谨，我特意将重心放在身体的一侧，将一只手随意地插进裤袋里。我笑了，告诉她我明晚就会回北平去。
我想起曾经费尽心力学习过的如何才能表现出随意的那些办法，我只是没想到会用在这个女孩这里。
她毫不掩饰自己的失落。我想，或许她表现出的失落还要比真实的多上几分。她垂下了头，不再盯住我不放。我趁这个机会又再向走廊那头看过去。走廊里站着不动的人少了几个，人群流动的更快了。我可以很轻易地看到那个角落，魏睦还在那里，手里捧着书。她的头发有些乱了，显得整个人有些心不在焉。
我向抚子说我还有急事，就这样抽身出来，往前面迈出了一步。魏睦抬起了头，看见了我。我已准备好笑容，准备好说辞，来解释我的突然出现。可就是一转头的时间，她不见了。我怀疑起刚才与她的眼神交汇是否只是错觉。她离开的那么果断，将我整个人放在走廊里不知何去何从。
她是兔子，她逃掉了吧。我算是什么？一个奇怪的陌生人？我只能苦笑着，就那样站在走廊里，假意谦让着经过的学生。我想起刚才急步迈上楼梯台阶时候的喜悦心情，像被泼了冷水一般，又湿又冷。热情变成了苦笑，我竟然让这么一个偶然遇到的女子折磨成这副样子吗？
我站了约是三五分钟的样子，旁边教室里已经准备上课了。我还是没能追上去。我知道我不该追上去。我们之间不是捕猎的关系，我没有牢笼，更不准备关住她。她是魏睦，我该小心再小心。
然后呢？我便走下楼梯，边想着以后的事情。然后，我回到北平，可能要过上一年半载才能再回到香港。她还会在这里吗？她的记忆中还会有我吗？
在今天之前，我曾非常的自信，我相信魏睦的记忆中会有我的一个位置。但仔细想来，所有的证据不过是她在出租车上盯着我的那副眼光。但，与抚子的相比，那实在算不上是热切。
我回到车上，盯着那栋我刚刚出来的教学楼。忽然车前一只雀鸟飞过，竟吓了我一跳。我这时才回过神来，不禁暗暗发笑。我发动了车子，手握上方向盘，转过弯开到了主道上。
我又想起她的那双眼睛来。那双眼睛的所有我见过的神态在我脑海中变来变去，有时候淡漠，有时候抗拒，有时候是令冰雪也消融的温暖。我邱深什么时候也信任起人的眼神来了？而且还用这样不着边际的词语去描绘？
这样下去是没有出路的。我知道我需要的是什么。我需要两个答案，一份由我自己交出，一份从魏睦那里得到。
晚上在酒店里，我接到了夏子骏的电话。他从学校联合办事处打来，说只是碰个运气，没想到我真的还在香港。
他接着说下去。尽管他将有求于人的那套婉转客套应用得很夸张，我还是很快就知道了他打来电话的目的。他希望能办个给北方学生的聚会，但愁没有资金辅助。我告诉给他我们有一笔资金专门划出来用于帮助远漂求学的学生，虽然不多，希望可以尽绵薄之力。他听了，声音立刻兴奋起来，表示多少都可以。但他立刻反应到自己的话很傻，我只是客气，他却当了真。他沉默了片刻，我猜测他大概犹豫着要不要道歉。我为了宽慰他，随口问了一句还有谁会参加。
他说出了几个名字，我并无印象，只是安静地听着。我的眼神已经飘到桌上的咖啡壶那边了。电话那端的夏子骏并无察觉，还继续说着，大约说了十数个人，这才因为记忆有限停顿了一下。
我想着快挂断电话，于是说道：“那你列个单子给我吧，这些人的名字以及家庭住址即可。住址不用太详细，看得懂就行。明天早上送来给我好吗？我会在原来那间办公室，你知道位置的。”
他似乎没太理解我的话，并没立刻答应。我等着他，在电话旁边的小沙发上坐下。
随后，他犹豫着开口了：“明天可能不太来得及，今天我刚找到一个沈阳的同学，她明天才会把资料给我。如果可以，明天下午晚些时候行吗？”
我没拿着话筒的那只手在西装背心的下摆绕了起来，我在心里估算着这个人就是魏睦的可能性有多大。然后，我随意地开口问道：“那个同学姓魏？”
“没错！叫魏睦！这可太巧了，如果……你们认识的话，或许，我叫人帮我传个信，先把名单给她。等她写完，我……”
“你叫她送到办公室里来吧。我明天可以等，我会等到她来。就这样好吗？”我接着他的话说完。
“好的，就这样。”他答应了，我仿佛听到他松了一口气。又或者，是我在这一边松了一口气。
挂掉了夏子骏的电话，我只想喝一杯咖啡然后去休息。可是，那日的情景又出现在我眼前，就像这几天来的每个夜晚一样。我想起对于我给出的自我介绍，她说出的那句“这样啊”，许多没根据的猜测由此蔓延开来。只是，这次又多了她转身的画面。我想起那日送她到宿舍楼下，她没有当着我的面转身离开。这背影像是欠下的一样，终于还是给了我。
这一晚上，我在梦里看到一个极像魏睦的身影进了那家咖啡馆，我冲进去，却发现里面不是咖啡馆，而是一间教室。教室里坐着的都是最多二十岁的年轻人，甚至还有几个四五岁的小孩子。我找不到她，倒是看见了抚子。我问她可有看见魏睦，抚子笑着反问我，魏睦不是已经倒在我枪下了吗？
随之，我惊醒。看看手表，才不过凌晨三点钟。
我已经过了许久危险常伴左右的日子。有时候我会将自己与那些危险联系起来。它们是我保护身边人的最大对手。
它们也是我与魏睦之间的最大阻碍。我不能靠近她，可我也不能就这样任由她远离我。或许一年之后，当我终于能再以公事的理由来到香港，她已经退学回家去结婚了，她将成为别人的妻子，过一种我完全无法参与的人生。哪怕发生悲剧，我也无权过问。
我想着，至少留她在我的身边，我有努力给她什么的权利。最坏最坏，她不会面临被丈夫抛弃的悲惨。这样很自私，但我任由自己这样胡思乱想着。天还没亮，我还有几个小时可以想些白日里不能触及的事情。
明天，当她来办公室找我的时候，我就问出来吧。如果我们这一生的交汇尚未结束，我还愿意再去努力一次。
只是，当我都快走到走廊中间了，她仍在那个拐角犹豫着，并且用课本半挡着脸。她是……看见我了吗？我顺着她的视线向走廊外侧看去，在人来人往的走廊里，有好几个学生等在那里，身体靠着墙壁给经过的人腾出地方。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是广末抚子。她是一位日本军官的女儿，我们曾在上海的酒会上见过一面。我没想到她还是个学生，在我的回忆里她十分成熟，完全不像只有二十岁。
就在我回忆的这一刻，广末抚子也看到了我。她冲我笑了，是个很客气的笑容，连带着寒暄的意味。我只得走过去和她说两句话。
然而，夏子骏并非如此。或者就我从与他的短暂接触了解到的信息来看，他完全是个反面例子。在他的眼中一切问题都发生了简化，鲜血能洗去罪恶，生命能拯救生命，一切都那样苦难而又高尚。就昨天咖啡馆一事便能看出现实并非如此。有的时候，生命的结果是被抹杀掉。罪恶仍旧在那里，多少鲜血都无可奈何。
我这样想下去，没意识到自己手部的动作。当一位办事员从我对面走过来时，我站起身，打算接她递过来的文件。我这时候才发现我用拇指和中指将食指关节夹紧的小动作，因为食指的第二节关节已经有酸痛传来了。我向这位办事员道谢，拿过文件来翻看，没有缺失。我可以离开了。
就在将文件收回袋子里的过程中，我想起了一个人。那日我将文件递给她，她虽努力地掩饰着，但我还是一眼就看出了她的慌张。当我提出载她一程时，她立刻答应了，快的我都怀疑不论我提出什么问题，在那个时间档口，她都会答应。那时我不免有些担心。这与我对她的初层印象是矛盾的。我本以为，她十分谨慎，虽然年纪不大，但能够应付周遭环境。远行的困难多得令外人难以想象，我不由得怀疑，若是其他有所图的人问了和我一样的问题，她也会一口答应下来吗？
忽然，就在我眺望人群时，我在前边一栋楼的门口发现了她。我记得她的头发在阳光下的颜色，我也记得她的书包的式样。一定是她了。如此真算得上是巧遇，要知道离我停稳车子下车来尝试寻找，还没过去十分钟。
我向她的方向走过去，与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看见她进了一栋楼。我知道这楼是对称结构，另一侧还有一道楼梯。如果我能快速地跑上楼梯，在每一层等着她从对面走过来，那我就不必从她身后越过人群追上她，还要解释为什么如此费力也要和她打个招呼了。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但我的确这样做了。为了掩饰自己的目的，反而要绕一道远路，这看来很不合逻辑。但我就是这样做了。
进了教学楼我才发现，一楼二楼并没有人，大概这一时间内并没有课堂。等我上到三楼，刚刚站定，便看到她抱着课本从楼梯角拐了过来。我很高兴，这幼稚的戏码到底没弄丢了她。于是，我往走廊对面走去。我想我一定是笑着的，尽管耳边是有些恼人的学生们的交谈声，但我还是逆着人群往里面走。
我立刻明白了，但我没说什么。邱先生过来上了车。我发动车子，离开那里。
一路无话。
沉默可以缓冲情绪。若是勉强自己只会使得不想要的情绪在心上扎根，这意味着没有出路。
我自己是想不出答案的。我看了眼左边墙上的挂钟，时间还早，我想着不如去学校一趟，或许能碰上她。我想我还有那个心力去假装巧遇。在我走向学校分派的那辆车子的时候，我已经想了许多种她会有的反应。这辆车子她曾经坐过，在这里我强迫着我们互相交换了名字。想来好笑，我的刻意从未表现的如此明显。
车子拐过转角，前面就是一整片的教学楼了。我将车子停靠在路边树荫下，将文件袋拿在手里，一副要去办什么事的样子。看着道路上许许多多的学生，我想我来对了时间，正好是上课之前的几分钟。
我很清楚邱先生面对着的巨大困难。虽然看似闲谈，但每句话都须得拿捏住刚好的分寸，又要拿捏的轻盈自然，不为所察。这样的酒席散去后，我接到邱先生并将他送回府邸，他通常都会在车后座出一会神，将紧绷着的弦完全的抛到脑后。这是一件需要在几分钟之内完成的事情。当我开着车驶过几条街道，邱先生就已经从疲惫中回过神来。他将恢复到平日那个自己。
我偶尔会从后视镜里瞥见他，只是他的脸多半隐藏在黑暗里，只在街灯一闪而过之时表露出一种理解。邱先生是个很能包容的人，我一直这样认为。从他所讲给我的许多事情来看，他一直将所能遇见的一切情形考虑周全。他承认自己的情感，不会刻意压制，去追求极端的冷酷。我从未怀疑过邱先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只是，邱先生将他的情感放在他最后考虑的那个位置。这样，理智永远胜于热情，正直的心在奢靡酒宴上遭受的摧残也能够被理解，被消化。
下午四点十五分左右，仪式已结束两个小时了。仪式之后的时间由我们自行安排。于是，我们找人又另租了一辆车，开始了行动。
我将车停在广东路一家咖啡馆门前等待着。邱先生从咖啡馆里出来，衣服上有一块不太明显的水渍。我们目光相交，他冲我摇了摇头。
我想起夏子骏，或许我再找他谈谈也好。许多年轻人怀抱着热情却被热情葬送，我已目击过许多。事态发展到来不及挽回的时刻是非常迅速的，为热情而死对一些青年来说是日思夜想迫不及待的事情。只是，如今这个局势，需要有年轻的身体去流血去牺牲才能达成的目标，未必都是高尚的理想或纯粹的奉献主义。
可我又转念想到现实情况。我跟随着邱先生在欧洲各国生活过许多年，接触到的是革命进行后期已经颇具成熟的社会理论以及对革命时期某些思想的批判与改良。从这个角度看，我虽身处在时刻准备为祖国奉献所有的位置，但我能在各种党派的宣传中保持一定的清醒。夏子骏曾和我说过，他的父母希望他远离战争才将他送到香港来。然而，我们心里都知道，这一举动并无很大意义。身为中国人，怎么都远离不了国家将倾的动荡不安。哪怕是如今的英属香港，还是北平，抑或是上海，每个中国人走在世界上任何一条道路上，他的祖国的危险情势都悬其左右，这不是逃离可以解决的。逃离或许可以带来生，但却无法给人自由。
所以邱先生回了国，在北平接管起邱家产业。他以一个投机分子的屈辱身份与许多派别的政客有着密切的往来。所谓密切，酒桌言谈之间仅仅止于经济政策与港口管制。邱先生如同每个唯利是图的商人那般，在谈论着浮华之时，偶尔也会谈论几句国家局势，以此来表示自己哪怕做了投机分子，也是个有荣辱心有责任感的。但这份责任感实际上有多真切，却是另外一件需要隐藏起来的事情了。
我们一起经历这样的时刻多了，也就有了沉默的默契。不论好与坏，车子向前开。
邱先生搭第二天的航班回北平。而我依旧留在这里，处理一些有关资金具体安排的事务。当事情都处理的差不多的时候，我坐在一张临时整理出给我使用的办公桌前等待着最后一份文件。
仪式进行的很顺利。没有迟来的人，甚至没有人带着一脸谄笑与邱先生攀谈。学校方面的办事员很懂我们的意思。我们并不想与港方的其他层面的人士有进一步的接触，仅停留在资助办学这一处上是我们目前的安排。事情总要一步一步地办，操之过急总会有地方发展的不如预期。
现场来了不少的记者，过不多久，报纸上将见一张合影，合影上邱先生笑着冲镜头招手，其他人或是鼓掌或是一脸难掩的对镜头的不适。而我站在邱先生身后不远处，照片中并不见我。这是邱先生对我的理解，他知道我不擅长面对这样的场合，虽然有时候不可避免，但他总会想些办法使我少受些折磨。
而邱先生自己，却反而要抵挡着所有来自四面八方的质问和套话，他必须面不改色侃侃而谈，必须假装看不出对方的丑恶嘴脸和险恶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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