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了四肢只剩下半只手躯体，我看到了血淋淋的肠子，我看到了半个头颅，我看到两个人身体的血肉混在一起，无法分开……
我不敢再往前走了。
因为在我的模糊的印象里，胡进倒地时，看起来虽不那么血肉模糊，但在外面，我没有找到他。
这时，小陈忽然捂住了嘴。
我顺着他的眼光看去，头脑一阵眩晕。
胡进的身上布满了零碎的弹片，几层绷带都止不住血。他微弱的颤抖着，呼吸时断时续，最可怕的是，一颗弹片不偏不倚的刺进了他的眼睛。他不断地眨着另一只眼睛，布满血丝的眼球肿得像是要爆炸。
一个医生告诉我，那只被命中的眼睛已经彻底失明，而受此影响，他的另一只眼睛也暂时看不见如何东西。现在他正在等待手术，活下去的几率十分微小。
众人哑口无言，围在胡进身旁，不知所措。
手术室推出一具尸体。
接着，医生把胡进抬进了手术室。
在我的记忆中，从来没有哪一次等待比这次更漫长。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我的心里一片死寂。我试着回忆我和胡进在北平相遇，一同从军的场景。胡进是我在讲武堂之外认识的第一个军人，从第一天起，我就是他的连长。当我想再往下回忆时，空白立刻打破了回忆，一种混沌的，不可捉摸的声响刺痛着我的耳膜，折磨着我懦弱的神经。我实在无法接受这样一个人转眼变成一个瞎子。我实在无法想象今后的日子他要怎么度过。
大勇是我在北平认识的第二个人，他已经走了。
难道在这个小小的手术室里，我又要失去一个生死与共的兄弟吗？
这个小小的空间已经挤满了，但伤员任源源不断地被运送进来。有的人刚到就死了，有的人死在了等待手术的过程中。
哀嚎声和惨叫声不绝于耳，那些舍不得的胳膊和腿，最终还是要被锯下。每当看到这一幕一次次上演，尤其是发生在年轻人身上时，冷汗便会浸湿衣衫。我攥紧拳头，却不知该恨谁。
参军之前，我从没有想到过这样的场景。我看到的仅仅是一群热血青年，打着各色的标语，喊着救国的口号，一次次地在街上游行，一个个地义愤填膺，投笔从戎。有时我们也会看到日军空降的传单，上面记载着日军如何善待俘虏。我们把战争看成了一场赌博，都以为输了还可以再来一次。
抗战无罪，政府宣传抗战也无罪，因为不抗战的后果是亡国灭种。那罪在谁？对面的日军吗？他们难道没有妻儿老小，没有父母亲人？他们难道愿意来到异国他乡，在刀尖上生存吗？
罪到底在谁呢？这些亡灵又该找谁复仇呢？
空白，再次打断了我的思路。
坐立不安中，似乎过了几个世纪。
忽然，手术室的门开了。
我怀疑，他们还算是人吗……
这不是侮辱，这是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如果我不幸被炮弹击中，我也会躺在他们中间。
“没有没有，让开！”他推开曹明，疾速冲进了医务室。
“这医生，连团长在担架上躺着都没看见，怎么可能看见胡进呢？”小陈摇头道。
“愣着干什么，快把团长抬进去。”我吩咐道。几个护士看见团长身负重伤，建议先在此做一些简单处理，然后转到城市中的大医院治疗。
至少在往里走之前，我是这样想的。
打开那扇门，里面躺着重伤员。
我实在不敢相信惨不忍睹的场景。
日军明显意识到了危险，进攻的势头弱了不少。几个鬼子刚冲到战壕前就向后逃窜了。我又一次转头向后看去，国军士兵们正大步流星地向这边赶来。
“团长，快下令撤退吧！”
“好。撤……撤退……”潘朔端安静地闭上眼。
“走，进去找胡进。”我向中间的瓦房走去。
狭窄的屋中躺满了战争中最幸运的人，他们虽然要承受病痛，但他们一息尚存，他们虽然要接受一段时间内不能动弹，却换来了暂时的安全。
“伤员太多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你说的人。屁股大点地方，自己找吧！”
“哎，等等，那有没有看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路过啊？”
“团长，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快撤吧！”
“别急，别急，等咱们的人上来再说。”
不久，远处出现几幢灰色的矮房。战士们说那是野战医院。我估计胡进就是被送到那里去治伤，于是了加快脚步。
野战医院被歪歪扭扭的篱笆包围着，入口处挂着一面破旧的红十字旗。四五间小瓦房拥挤地嵌在杂草丛中，医生护士和伤兵川流不息。
曹明拦下一个奔跑的医生，急匆匆地问道：“哎，你们这儿有没有来过一个叫胡进的伤员？”
“弟兄们，撤！”曹明大声喊道。战壕里的所有人丢下辎重，向后跑去。
穿过一片泥泞的土地，越过深深的壕沟，枪炮声渐渐远了。夕阳橙红色丝绸般的光芒笼罩着坑坑洼洼的大地，萧瑟的冷风割着我们的伤口，尘埃弥漫在带着烽烟味的空气里。
正当思索之时，几颗炮弹掠过头顶，直落向日军的人山人海。
“营长，这是我们的炮！是我们的炮啊！”小陈兴奋地叫道。
我心里的石头终于坠了地，转身看向潘朔端，他脸上波澜不惊，眼泪却已滚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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