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人意料的是，两个记者扎在宾馆，一夜间写成了《何来青楼恨，谁洒风尘泪——康素珍创作长篇小说<风尘泪>的遭遇》，未经辛集市委审阅，便以”河北省辛集市专电”名义发出，天津《今晚报》随即发表。
在这篇1500字的文章里，竟有11处报道失实，将康描绘成了一位独立创作长篇小说的大作家，而我则是剽窃康素珍作品的”文贼”!
文章说”可以肯定，这是一部有着充实基础的自传体小说初稿，康素珍亲手创作这样一部长篇小说，其作品的认识价值远远超过审美价值。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辛集市委的各级领导均无机会认真阅读康的手稿，以致被误认为是一堆杂乱无章的素材……”
不几天，《今晚报》又发表了他们的报告文学《昔日风尘女，今朝写书人》。在这篇近五千字的文稿里，将康粉饰成一个卧薪尝胆、攻读三十多年的撰书人，把我为康写的《长恨歌》等都记在康的名下，又夸大其词地写我和康的署名之争。
这天下午，康素珍领着两个记者来我家，二人要求连载我们的稿子，稿费从优，连载后仍可出书。我说：”对不起，我们整理的稿子已交出版社，近期即将出版。”他们追问是哪家出版社，因出版社事先有约，让我们三人暂且保密，我未作答。
两个记者要求看看康的原稿，我拿出几本，他们草草翻了翻。又要看我过去发表的作品。我又拿出三大本剪稿，他们一边看，一边交口称赞。我陪一个记者去小解，他对我说：”你要小心，康素珍对你意见不小哪!”采访不到一小时，他们便匆匆告辞而去。
康素珍想不通，便去找政协反映问题。
领导对此事非常重视。经协调，1987年12月1日在政协、宣传部领导主持下，我们三人达成一份协议，决定所有作品均署名：康素珍记述，我和合作者编著。
这场为时不长的分歧到此应该冰消瓦解了，万没想到，它像一根导火索，引爆了一连串明枪暗弹。
各地给康素珍的来信如雪片纷飞，颂扬的，诉苦的，求偶的，认亲的，寄钱的，索款的，半年之中，康素珍便收到了一百多封来信，她成了全国妇孺皆知的名人，开始飘飘然起来。向接踵而来的记者大谈我们的署名之争，俨然成了一个上当受骗的可怜人。
据康素珍事后说，当时辛集市的”红眼病者”给她吹风点火，说领导主持签订的那份署名合同是康的”第二张卖身契”，康素珍对我们更加耿耿于怀。
不久，天津《今晚报》两个记者通过乡政府找到康素珍，说要给她写纪实文学，还要在《今是报》连载她的作品，康好不激动，与他们谈了半天。
多次碰壁后，我去找石市文联主办的《女子文学》，两位主编热情接待了我，答应研究研究再说。
从此，我数次奔走《女子文学》编辑部，他们时而答复连载，时而计划增刊，后又赶上精减刊物，《女子文学》存亡未卜，一拖就是半年多，最后也给”枪毙”了。
我又背上稿子去北京、天津等地找关系，托门子，请客送礼，四处攻关。
新闻媒体的恶性炒作：
1988年初，省报一个记者来辛集采访康素珍。不久，《四川日报》发表了该记者的《风尘女子写风尘》，《建设日报》发表了《半百老太挥椽笔，土坯房里写风尘》，《文汇报》发表了《饱尝地狱苦，化作风尘泪》……这些爆炸性新闻顿时轰动了全国，都是写康素珍如何艰苦著书，只字没有提到我与合作者的创作。当时，我们安心著书，没有理会媒体的炒作。
”民间文学艺术和其它民间传统作品发表时，整理者在前言或后记中说明主要素材(包括口头材料和书面材料)提供者，并向其支付报酬，支付总额为整理者所得的30%-40%。”
我将这个意见告诉了康素珍。
跑出版的任务自然落到我头上。两位作者隔三岔五叩门询问，每次会面殷切企盼。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无论多难，我只有逆流而上义无反顾。
我利用出差、开会，或专程自费跑遍了省城各级出版部门。
小说署名风波：
当出版有了眉目时，我开始向有关部门咨询小说的署名问题。这些文艺界领导，有的看过康素珍资料，有的听我说过康稿情况和编辑程度，都做了口头或书面答复，认为自传署三人名字可以，以她的素材改编小说就不同了，应属再创作，只消在前言或后记写明她的贡献，出版后给她一定报酬就行了。
我仍不放心，又去省版权处查找有关文件，该处送我一本1985年印发的《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实施细则》，其中第十条原文如下：
记得一次我在本市买了几轴字画，又拉上那些关系们到省城撮了一顿，一算帐，271元，那时可是天文数字。钱不够，一位朋友替我把工作证押上。第二天我又专程去省城送欠款，才把朋友的工作证赎出来。
历经辗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终于与我们达成了出版意向。
《青楼恨》的艰难问世：
万事开头难。我们的文史资料《妓院生活回忆录》和小说《青楼恨》完成后，前者由辛集市政协出版，小说的发表却比登天还难。
那时，文艺界正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的题材生不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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