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火烧醒了康素珍，她开始反思追悔了。
1990年1月的一天，康素珍来到我家。她含着眼泪说：”李老师，我这回可是负荆请罪的!”说着就要叩头，被我和妻子拉住。对这样一个身世凄惨的老人，我能跟她一样计较吗，从此我们和好如初。
康素珍的人生悲剧：
康素珍一生命运极其凄惨。大概是长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很少得到温暖，养成了她多疑善变、反复无常的性格。
在《青楼恨》续集出版及影视权争夺大战中，她的性格弱点暴露无遗。
时过不久，她的存折突然被盗，辛辛苦苦写书挣来的钱一下没了踪影。盗贼同时放了一把火，一点家当烧个精光。
村里要她定期上缴稿费，否则断她的五保户口粮。康无奈放弃五保。
晚年的康素珍又一次走投无路，生活无着，只好又在本村找了个老伴。
记者的攻击，读者的辱骂，康素珍的反目，使我悲愤交加，我去找宣传部，要求去天津状告记者。领导理解我，安慰我，要我以静制动，安心著书。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两记者为置我于死地，又给省委书记写信，要求免去我的职务，让别人续写这个题材。省委为此派了工作组，调查7天。市委对此事非常重视，进行认真研究，写出事实真相，材料上报省、地、市各级领导，这场风波才稍见平息。不久，主管文化工作的省委副书记李文珊来到辛集，专门看了康素珍的手稿，然后与我们谈话说：”你们是源与水，根与树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鼓励我们加强团结，搞好创作。
康的手稿到底是素材还是成稿?为澄清这个大是大非，我将康的部分手稿交给河北人民出版社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请他们审定。不久，他们都做了书面答复，认为康的手稿”只是一些素材，必须经过一番加工整理，才有可能达到出版水平”。
1989年，康素珍来找我，诉说在农村写作的艰难，想来市区住。我抱病请示领导，后由市委书记亲自出面，将她安置在市内一家敬老院。她独居一室，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安心写作。但没过多久，她又听信别人挑唆，不辞而别，重返郭西村。康的多次背信弃约，使政协、宣传部领导非常恼火，决定不再管《青楼恨》的事，责成由我自行处理。
康素珍和一位新认的干亲应邀造访京、津、石文化名人，住宾馆，下馆子，挥霍几千元。那个干亲却与她反目成仇。
最先要拍电视连续剧的是河北的D导演，他与制片厂长多次登门，声称省委书记批示：”河北的题材就要河北拍”，宣传部主持与他们签订了合作协议。接着，岭南E导演匆匆赶来，他对《今晚报》事件了如指掌，运用攻心战术向我施加压力，我不敢做主，只能重复一句话：”我一听市委的，二听老康的。”E导演神通广大，四处游说，终于拿走了电影拍摄合同。不久，峨嵋F导演又突兀赶来，在我家里吃住三天，见我窘迫难断，便只身去找康素珍。康见到故乡来客，激动之下，与他签署了音像制品意向。不料，我的合作者又突然变脸，要求撕毁与河北签订的合同，我奈于情面，只好言听计从，与他赴省毁约。
在两年多的争夺战中，我就像一个足球，被人踢来踢去。还要把它当成自己的事去做，每次都自费接待，在家宴请，饭店接风。却落得花钱费力不讨好，赔了夫人又折兵。
于是，她断然撕毁”记述者不得中途撤回资料”的协议，去找政协，向我索回正在编著参考的资料。
康素珍又去找出版社，要求将原协议中她的”记述”改为”编著”，后因出版社劝阻，未能如愿。
两本书引发了出版界对《青楼恨》续集、影视界对影视改编权的一场争夺大战，先后有十五家出版社、十八家影视单位来到辛集。
举两个小例可见一斑：
A出版社数次求稿，在领导授意下，我多次领他们去找康素珍。他们对康惠赠有嘉，康终于与他们签订了两本书的出版协议。B出版社又中途杀来，许以除优厚报酬外，另赠康2万元”安家费”，市领导认为这样可以解决康素珍的后顾之忧，携我一起去做康的工作。康欣然允诺，但要我去出版社索回已交的稿子。我忍辱受命索稿，结果遭出版社一顿数落，空手而回。C出版社又携5万巨款而来，要买断康的续集，康慨然应允，第二天我们共进早餐时，康却踪影不见。后得知她早已乘车去了A社，经一番哄抬，康素珍又水涨船高渔人得利……
出版权影视权之争：
传记《我的妓女生涯》和小说《青楼恨》面世之前，已被十几家新闻单位炒得炙手可热。一旦出版，更闹得沸沸扬扬。许多书店、书摊都贴满了巨幅广告，有的排队限买，有的随意提价，创下了当时文艺书刊发行之最。
两记者神通广大，又迅速将二篇文章推荐到《报刊文摘》及全国几十家报刊转载。
不久，我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五十多封污辱、谩骂信，有的自称”杀手党”、”黑老大”，声言要取我的人头。与此同时，辛集市委、宣传部、政协也收到了几十封对我的声讨信。
康素珍春风得意，俨然换了一个人，一扫刚认识那副感恩戴德的样子，一改平时一口一个恩师的尊称，对我视若仇敌，冷若冰霜。在两个记者的点拨下，她似乎才明白：俺的作品不用整理就能出书，俺被李书宇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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